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酱坛里的红色密码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jiàn)古塔，记得住乡愁。” 阳和楼，正定城的“镇府(zhènfǔ)巨观(jùguān)”，耸立于城市中轴线上，见证着这座古城的变迁。 1933年的阳和楼(yánghélóu)（南侧）。梁思成摄 曾经，这座宏伟的(de)(de)建筑只存在(zài)于(yú)记忆之中。对于很多正定人来说，它只是(zhǐshì)老辈人记忆中的“过去”，直到近年得以复建，才又(yòu)矗立于正定古城内。从历史(lìshǐ)建筑研究角度而言，正定阳和楼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阳和楼的功能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从全球视野出发观察中外建筑特色，深刻解读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蕴含的独特意义，更有助于去理解阳和楼，理解它作为正定古城核心文化元素所迸发出的坚韧生命力。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沿着燕赵大(dà)街往南走，一座飞檐斗拱的(de)巍峨楼宇映入眼帘。它雄立在正定古城中轴线上，这就是被称为正定“九楼之首”的阳和楼，曾(céng)是元杂剧的创作(chuàngzuò)生产和演艺中心之一。而今，经过最近这次复建后，这座号称“镇府巨观”的历史名楼，已然成为百姓的文艺大舞台，悠悠(yōuyōu)古曲和激越新歌在楼内回响。 阳和楼的演变历程(lìchéng)生动地证明了其作为城市核心文化元素(yuánsù)的坚韧生命力。 阳和楼(yánghélóu)的(de)重要(zhòngyào)性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1933年，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梁思成先生首次考察研究阳和楼，他和同伴(tóngbàn)对这座建筑及其附属的关帝庙感到惊喜。他盛赞(shèngzàn)阳和楼“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jūnshìtǎndīng)的凯旋门”，并强调了其极高的建筑与历史(lìshǐ)价值，尤其是(shì)它保留着金末元初的木质梁架结构，是现代人解读《营造法式》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梁思成先生的这次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阳和楼的测绘图纸和第一批清晰的照片，这些资料也成为我们今天认知阳和楼乃至复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阳和楼建筑布局独特，本身(běnshēn)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建筑文化史。其主体是一个夯土城台，外部包裹(bāoguǒ)厚重的城砖。墩台中央有两道(liǎngdào)拱门穿过，台顶建有七开间歇山顶木构殿堂和两座碑亭。在城台南侧，一座狭长小巧但却五脏俱全的关帝庙恰好填满两道拱门之间的空间。这样狭长的庙宇本身就已十分少见，而(ér)它与主楼形成的丁字形布局几乎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有趣的孤例。这种独特的形制(xíngzhì)，恰恰是它在历史上多次功能(gōngnéng)转变后(hòu)层层叠加而形成。 据现有资料记载，这座建筑最初是唐代修建的(de)城墙南门。当时(dāngshí)的真定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其防御设施的高标准赋予了这座建筑宏伟的规模和外观。安史之乱后，真定的军事地位(dìwèi)更加(gèngjiā)受到重视。为加强防御和容纳更多军民，真定城得到了扩建。唐初的旧城墙被新建的更大的城墙所(suǒ)包裹，成为内城，也就失去了直接(zhíjiē)的对外防御功能，因此逐渐被废弃乃至拆除。 2021年拍摄的阳和楼。刘 乾摄(qiánshè) 但是，这座宏伟(hóngwěi)的“旧南门”被完整保留了(le)下来，而且从单纯的城防设施转变为城市内部的标志性建筑。它不再面向城外空旷的军事场地(chǎngdì)，而是转变为一个融入主干道结构的民用城市建筑要素。 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年）的那次重大修缮，可以(kěyǐ)说是(shì)阳和楼历史的又(yòu)一个重要转折点，进一步提升了它(tā)在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真定城市定位的深刻变化。元代疆域大幅扩张，真定不再靠近(kàojìn)北方边境，军事不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它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它转身成为一个极尽繁华的商业与文化中心。阳和楼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quánxīn)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其时，阳和楼(yánghélóu)成为一个市楼，用以管理周边繁荣的(de)街市。根据元代纳新（又译“乃贤”）的《河朔访古记》记载，阳和楼横跨南大街，“左右挟二瓦市”，一派繁华景象(jǐngxiàng)。其两侧还分布(fēnbù)着若干富裕家族的宅邸。可以想见(xiǎngjiàn)，当年的阳和楼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南北商贾穿行于(yú)拱门之下，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关帝庙中香火鼎盛，共同构成了一幅(yīfú)生动的古代城市文化生活画卷。除此之外，阳和楼还扮演着鼓楼的角色，承担着为全城计时报时等功能。 在这些实用功能之外，阳和楼在文化(wénhuà)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为聚集于真定的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yígè)交流切磋、品读吟咏的平台。在这里，以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创作者，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名作，使得真定成为当时(dāngshí)北方(běifāng)重要的文化之都。此后明清两代，历任地方官员都对阳和楼极为重视，先后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修缮。文人墨客登临楼台，俯瞰市井繁华，遥望滹沱河水，凭眺太行山(tàihángshān)色，留下诸多(zhūduō)诗赋，如(rú)元代诗人刘因的“百尺市门起，重过为暂停”，明代文人姚西孟的“关山鼎峙旌旗外，甍井星罗雉堞中”，以及明代诗人石珤(bǎo)的“春入太行山色好，雨晴南浦棹声(shēng)多”。 历史上，阳和楼经历了一次次的功能转变与维护(wéihù)修缮，但是在“变”中始终有“不变(bùbiàn)”的内核—— 从物质层面看，20世纪的(de)阳和楼早已(zǎoyǐ)不是元代最初的建筑，但它在城市结构和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从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分析，南大街(nándàjiē)是城市中轴线(zhōngzhóuxiàn)，尽管城市历经扩张，这(zhè)条轴线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后来的城市结构甚至通过调整(tiáozhěng)公共建筑布局来强调和平衡这条轴线的对称性与中心性。阳和楼这座建筑始终占据着南大街的制高点，这赋予了其独特且不可替代(tìdài)的形态学意义。从中国传统风水理念来说(láishuō)，南大街被视为正定的“龙脉”，而高耸的阳和楼则是“龙脊”上的制高点。 阳和楼长达数百年的演变史，生动(shēngdòng)地展示了一个核心特征(tèzhēng)——功能(gōngnéng)几经更迭，其核心形式却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它始终保持着墩台与(yǔ)上层木构楼阁的主体形式，以及楼和关帝庙之间独一无二的“丁”字形布局。 其实，这种“形式恒久”现象(xiànxiàng)，在欧洲的建筑历史中(zhōng)也存在一些类似的著名案例(ànlì)。例如，意大利帕多瓦的理性宫(gōng)，在近八个(bāgè)世纪的时光里，其作为城市核心的基本形式与空间格局(géjú)始终得以保持，并先后承载了审判庭、市场、市政厅等多样功能。再比如罗马城的马切罗剧场，它最初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露天剧场，帝国灭亡后，其坚固的半圆形观众席先后被用作军事堡垒和贵族府邸，至今仍有人居住。 2024年10月6日拍摄的(de)阳和楼。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阳和楼的这(zhè)种“形式恒久”现象，如果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和技术背景(bèijǐng)中考察，其价值会更加凸显。上述(shàngshù)欧洲建筑案例(ànlì)均为砖石结构，其物理上的耐久性是其形式得以(déyǐ)长久延续的重要(zhòngyào)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土、砖为主要材料，这决定了(le)其建造便捷的优点，但也因此更容易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遭到拆除并重建成新(xīn)形式。而(ér)且，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建立(jiànlì)在一种贴近生活、顺应自然的哲学观念之上。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传世著作《园冶》中所言：“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人生不过百年，又何必建造延续千年的建筑？这并非对建筑短视，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观——建筑是为人服务的，应与人的生命周期、社会的需求变迁相协调(xiétiáo)。这种哲学强调的是适用性与和谐，而非永恒的纪念性。 在这样的(de)建筑文化与技术传统下，一座建筑能够像阳和楼这样，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历经军事防御、城市管理(guǎnlǐ)、商业中心到文化地标的数次功能(gōngnéng)转换，而其墩台、楼阁、关帝庙的核心形式始终被(bèi)尊重、继承和延续，这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即便(jíbiàn)经历多次修缮，工匠们仍然没有对其形式做任何本质的改动。 这类建筑，在城市(chéngshì)形态学理论中(zhōng)被称为“基本元素”。它指的(de)(de)是那些能够穿越时间，在城市动态发展(fāzhǎn)中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建筑空间或城市结构。它们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建构城市形态的锚点。阳和楼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它证明了(le)在中国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同样存在着对“形式”的自觉坚守(jiānshǒu)，这种坚守并非由于材料的不可变，而是出于文化和城市形态层面(céngmiàn)的认同。因此，阳和楼并非欧洲“永恒”建筑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一个关于建筑生命力与形式恒久性(xìng)的、不多见的特殊(tèshū)案例。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适应性的“永恒”，一种在不断更新中保持核心身份认同的智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连续性使然。 启发持久(chíjiǔ)保护与再利用 尊重历史遗产(yíchǎn)，珍视文物价值，赓续古城文脉。 阳和楼的这份“永恒”的独特意义，启发着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长期以来，大家可能认为中国古代(gǔdài)建筑的灵活性更(gèng)多提供(tígōng)的是重建与更新的案例，而阳和楼则提供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于持久(chíjiǔ)保护与再利用的真实范本。它向我们(wǒmen)展示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在传承中保护并再利用一座传世建筑。 如此重要的(de)阳和楼，其在中国近代的命运颇令人扼腕。20世纪初，在多重因素叠加下，阳和楼逐渐(zhújiàn)衰败。 首先，1907年，为避免修建跨滹沱河的铁路桥，正太铁路和卢汉铁路交会(jiāohuì)的枢纽站被建在正定以南十几公里的石家庄(shíjiāzhuāng)。后者迅速崛起为新的交通枢纽(jiāotōngshūniǔ)和贸易中心。 其次，正定城市(chéngshì)内部(nèibù)形态的(de)演变。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城市结构开始变化，城市发展的重心向西北方向的火车站偏移，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南北大街的轴线地位，并(bìng)从根本上动摇了阳和楼在城市生活和经济中的地位。根据梁思成和莫宗江拍摄的照片可知，他们在1933年到访正定时，阳和楼主体建筑虽基本完好，但(dàn)已不再使用，登楼的阶梯也被关门上锁，且楼上的木门扇、窗棂几乎尽数(jìnshù)遗失。 2024年7月31日，无人机拍摄的阳和楼。河北日报(rìbào)记者(jìzhě) 赵 杰摄 此外，战争和社会(shèhuì)动荡带来了一定的(de)破坏。在战争中(zhōng)(zhōng)，阳和楼曾被用作瞭望台和堡垒，其木构殿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nián)，雁北文物勘察团在返京途中路过正定，调查古建并拍摄照片。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彼时只有城台尚存(shàngcún)，关帝庙还有少量建筑遗存，而城台上的木楼阁荡然无存。1966年拍摄的照片中，尚能看到残存的城台和关帝庙台基，其“丁”字形布局(bùjú)可以辨认。但到了1968年，这里已变成一个(yígè)普通的十字路口，仿佛阳和楼从未存在过。 然而，不应该磨灭阳和楼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近年，为了全力做好正定(zhèngdìng)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推动(tuīdòng)古城保护风貌恢复(huīfù)提升、文旅(wénlǚ)深度融合(rónghé)，正定启动了24项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阳和楼复建被提上(tíshàng)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之所以选择复建阳和楼，正是因为它在城市结构中的关键作用。正定现存的绝大多数古迹都位于古城南部和东部，这客观上使南大街成为正定的旅游轴线，而阳和楼恰好位于这个轴线的核心(héxīn)节点上。 复建工程启动后，首先展开了考古发掘，但仅找到了旧塔基的(de)三个角落。新建的阳和(hé)楼在形态上以梁思成先生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要依据，力求再现其(qí)“原始样式”。在建造技术上，新建的墩台采用了钢筋(gāngjīn)混凝土(hùnníngtǔ)主体结构，外部覆盖仿古的砖石。上部的木构大殿尽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榫卯工艺。但与历史上的城市形态不同的是，新的阳和楼不再横跨于(yú)道路之上。南大街的交通路线环绕阳和楼和关帝庙，形成(xíngchéng)了一个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广场。 飞檐翘壁、巍峨精美。如今，作为(zuòwéi)正定“九楼之首”的阳和楼，成为展示正定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并且实现了又(yòu)一次(yīcì)功能上的“华丽转身”，被赋予新的使命。旅游业的兴起，让阳和楼作为城市“核心文化元素”的角色被重新发现。它(tā)作为中心，统率着周围的公共广场空间，成为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shēnghuó)场所，更担当起城市旅游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角色，吸引着万千游客。夜晚，阳和楼广场成了人们(rénmen)争亮才艺的大舞台。台上(táishàng)，有人一展歌喉，陶醉其中；台下(táixià)，人们鼓掌叫好，笑逐颜开…… 回顾过去，阳和(hé)楼是中国古建筑生命力的有力证明；展望未(wèi)来，它也正成为正定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当年梁思成先生惊讶于阳和楼竟鲜有人提及，如今，尽管(jǐnguǎn)它已获得广泛关注，但其蕴含的价值(jiàzhí)还远未被(bèi)完全发掘。尤其在学术层面，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历史与城市形态研究来识别这些价值。 例如，从理论上，阳和楼历次功能转变中“新”与“旧”的关系如何解读？从实践上，为了实现功能转变，古代(gǔdài)工匠们具体做了哪些改变？又(yòu)维持了哪些不变(bùbiàn)？这些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kěyǐ)移植到当代？从城市层面来看(láikàn)，阳和楼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并引导正定的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刘 乾） 关注河北日报，了解更多权威(quánwēi)资讯